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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面新闻编辑 | 姜妍
“不可置信！”这是世界各大媒体和公众对法国卢浮宫博物馆10月19日发生的抢劫事件的集中评价。一方面是法国警方表示在全力追查在逃嫌疑人，另一方面是卢浮宫目前依然选择暂时闭馆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卢浮宫历史上第一次发生重大的失窃案，早在114年前，《蒙娜丽莎》就曾经失窃过。追溯卢浮宫的失窃历史，背后延展出的内容似乎也更丰富而有意味。
为民族偷画——1911年《蒙娜丽莎》失窃案
1911年8月22日，一位名叫路易·贝鲁（Louis Beroud）的画家走进卢浮宫的卡雷厅（Salon Carré），开始布置画架。他获得许可临摹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。然而，当他准备开始工作时，那幅画已经不翼而飞了。在全世界注视下，法国当局展开了大规模调查。他们立即封锁国境，搜查所有离境的船只与列车。搜查无果，法国政府只得求助于公众：卢浮宫悬赏25,000法郎，《插图报》（L’Illustration）悬赏40,000法郎，《晨报》（Le Matin）悬赏5,000法郎，甚至请来了通灵者和灵媒。
1913年11月29日，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古董商阿尔弗雷多·杰里（Alfredo Geri）收到一封来自巴黎的信，署名“莱昂纳多·文琴佐（Leonardo Vincenzo）”。对方承诺将一件“著名的意大利珍宝”归还故土，只要他能支付50万里拉作为报酬。杰里颇感兴趣，约见了这位神秘卖家，“莱昂纳多”身材瘦小、留着胡子，是一名为谋生来到巴黎的普通工匠——文琴佐·佩鲁贾（Vincenzo Peruggia）。佩鲁贾带他们来到出租屋，取出一幅裹在布中的画——正是《蒙娜丽莎》。杰里假意要把画带回美术馆鉴定，一到馆内便立刻报警。佩鲁贾很快被捕并坦承罪行，随后被判入狱。
为什么一个没有前科的工匠要偷走一幅无价的艺术品？令人意外的是，最初动力不是金钱，而是初生的民族主义。20世纪初，欧洲传统的多民族帝国结构摇摇欲坠，面临语言、民族和地域认同的多方挑战。随着铁路网络、印刷媒体和公共教育的发达，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成为了新的时代命题，语言与艺术被重新定义为民族国家的标识，艺术品也便由此承载了民族国家的尊严。拿破仑战争期间，法国军队从意大利掠夺了大量艺术品与文物，佩鲁贾误以为《蒙娜丽莎》也是其中之一。佩鲁贾把盗取这幅画视为意大利的“复仇”——他相信只要自己带着这幅画荣归故里，就会被奉为民族英雄，于是迅速付之行动。
1911年8月21日星期一，卢浮宫闭馆，平日的166名守卫只留下12人值班。佩鲁贾身穿白色工人制服进入馆内，把《蒙娜丽莎》从墙上取下，藏在外套里，从一条服务楼梯离开。
他选择这幅画也并非因为它特别著名（那时它远远不算世界名画）而是因为它尺寸较小：高77厘米、宽53厘米。
客观而言，这一案件是艺术与大众文化碰撞的起点。此前，《蒙娜丽莎》已经是卢浮宫众多珍宝之一，但“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”只是当时巴黎学术沙龙中的话题。失窃后，《蒙娜丽莎》登上了法国所有报纸的头版，人们开始疯狂购买它的复制品——明信片、糖果盒和火柴盒上都是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。前来卢浮宫参观那面空墙的人，比过去来看这幅画的人还多。大众媒体与民族主义的兴起，共同将《蒙娜丽莎》推上了艺术史的顶峰。
去政治的艺术：战后博物馆的体制化进程
两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卢浮宫都通过维修闭馆的方式将藏品成功撤出，尽管法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，纳粹到巴黎接管文物保护（Kunstschutz）时，卢浮宫展厅已被“清空”，藏品免遭直接劫掠。《蒙娜丽莎》多次转运于尚博尔、修道院与内陆城堡，直至战末。据工作人员记述，藏品由恒湿封闭车转运，随车馆员“几近窒息”。
二战后，法国博物馆加速了体制化进程：1959年，戴高乐设立法国文化部，任命作家安德烈·马尔罗为首任部长；1962年，马尔罗法通过，创立“历史街区保护区”“保护规划”等制度，国家机器开始介入博物馆事务；1968年，“藏品抵税”入法，具“国家遗产意义”的艺术品可抵缴税，直接推动了大量重要私人藏品进入公藏，另一方面也将艺术价格、税制与商业运作相捆绑。艺术品似乎也不再承载丰富的政治性，转而成为投资工具。
大量资金的注入使卢浮宫成为一个超级官僚系统：标准化编目、恒温库房、安防电子化、动线设计等等。体制化由此出现了某种双轨制：一面是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，另一面是市场逻辑的渗透。卢浮宫的空间与运营日益向企业化靠拢，1980年代密特朗时代的“大工程计划”（Grands Travaux）中，贝聿铭修建的玻璃金字塔仍然是中国游客最津津乐道的景点。
即便如此，体制化并未消除盗窃风险，反而带来了新疏漏：展览频率高、换展时间紧、安保岗位外包、观众数量激增……七十年代以来，卢浮宫不断出现小规模盗窃案，作案者既有专业的盗窃团队，也有博物馆内部的工作人员——由于分工的精细化，大量工作人员不再掌握完整的文物修护和保养技能，薪资水平也进一步与藏品价值拉大差距。
在艺术商业化的道路上，“五月风暴”也被收编其中。风暴过后，艺术家们通过制度批判与“观念艺术”把博物馆本身作为创作对象，对经典艺术的批判也被吸纳为商业体制的一部分，正如皮埃尔·布尔迪厄所说，文化场域的反叛最终也会被纳入其自身的合法性生产中：艺术批判本身很快会成为新的前卫艺术。卢浮宫开始策划馆史回顾，在展厅中陈列对自身的批评文本，私人基金会则将其包装成新的收藏热点，对艺术的批判甚至破坏都不再有外部性。最明显的例证就是，在卢浮宫藏品失窃后，媒体不再提及藏品的文化地位，而是报道其市场估值。
消失的真实：古典盗窃与后现代焦虑
“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失败了。所有法国人都会觉得自己被抢劫了。”法国司法部长热拉尔·达尔马南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说道。当地时间10月19日，法国卢浮宫早上开馆时发生持械抢劫事件，数名蒙面嫌犯从塞纳河一侧的施工区闯入巴黎卢浮宫，利用电梯进入阿波罗画廊展区，打碎玻璃后盗走多件藏品，包括王室珠宝和王冠钻石系列9件珠宝。警方称，窃贼自带升降车——一台用于家具搬运的升降机，靠近博物馆朝塞纳河的外立面，可直接通向藏有王室珠宝的阿波罗画廊。外界指出，这一事实揭示了博物馆防御体系的漏洞：如此大型的机械竟能未受检查地靠近建筑。
与前文相悖的是，达尔马南为此次卢浮宫失窃赋予了极大的政治意义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X发文称“这是对我们共同历史和遗产的攻击”。此次被盗珠宝来自卢浮宫的阿波罗画廊（Galerie d’Apollon），这里陈列法国历代王冠和珠宝，是博物馆最富象征意义的展厅之一。被盗物包括：
拿破仑赠予其妻奥地利皇后玛丽-路易丝（Marie Louise）的绿宝石与钻石项链；
拿破仑继女、荷兰王后奥尔滕丝（Hortense）佩戴的蓝宝石项链与耳环，此套珠宝也曾为 19 世纪的玛丽-阿梅莉王后所用；
皇后欧珍妮（Eugénie）佩戴的王冠，其上镶嵌 1 354 颗钻石与 56 颗祖母绿，后在博物馆附近被发现时已摔毁。
在一个被算法包裹的时代，这次失窃显得十分古典，所有作案工具和手法都来自工业时代，即便卢浮宫的安保系统无比森严。这些展品的共同特征是高度的识别度与可追溯性，几乎无法在市场流通，它们曾属于君主与帝国，代表着现代博物馆自身的合法性——这些物件的收藏与展陈正是国家叙事的基础。法国政府的高度紧张，似乎也显化了某种焦虑：维系国家认同的基础在动摇，历史本身似乎也是可以被偷走的。
与1911年佩鲁贾的民族主义冲动不同，这次盗窃没有明显的政治宣言，也因此更具后现代意味。它不再以“复仇”自命，而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，让每个人都有话可讲。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党（National Rally）领袖乔尔当·巴尔德拉（Jordan Bardella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：“国家的瓦解还要到什么地步？卢浮宫被盗，这让窃贼得以夺走法国的王冠珠宝——这是我们国家无法忍受的耻辱。”左翼工会CGT文化部门联合秘书长伊万·纳瓦罗（Yvan Navarro）则表示，多年来的削减开支导致法国文化与遗产机构安保力量短缺。在小红书上，有人只是单纯感叹若不是展品失窃，自己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它们。这更像是一个现代性的寓言，当所有历史记忆都被定价和封存时，一次偶然的盗窃反而是唯一感知真实的契机。
